本杰明·阿里雷·萨恩斯
(He Has Gone to Be With the Women – Benjamin Sáenz – 中文翻译)
倾斜的晨光，使他看上去像是要燃烧起来一般。
每周日他都在那里。他形单影只——但他并不伤感，也不寂寞。更不悲怆。我在心里正默默编着一个故事，而他成为了故事的主角。故事的第一句话便将是：“有些人是如此美丽，他们无论去哪里，都不会沦为外人。”
我总是留意到他手里的书：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卡赞扎基斯、福克纳。他热爱正经的文学。他也热爱悲剧。这倒怨不了他，毕竟他家住在边境上。在边境上，你可以热爱悲剧，却不做个悲怆的人。
他喝咖啡，貌似不加糖。但其实我也说不准。
有几次，我见他进店时，他刚跑完步，深色的卷发横七竖八的，半被汗水浸透。
他身形削瘦，一天本该剃两次须。但他只剃一次。他脸上总是残留着那一片黑影。尽管在晨光中，他也是一副半遮半掩的模样。
我不知道我留意了他多久。一年。更久。
他是个循途守辙的人。跟寺院里的僧人差不多。跟我差不多。
我们从未直视过对方——但我已经牢记了他眼睛的颜色。
我从不在那家咖啡店里拖沓。但每周日早上，店里总是要排队。我为了这片刻的拖延感激不尽。这一来，我便有了远远看他读书的机会。我想走到他跟前，问他觉得卡赞扎基斯如何。我想象着自己，不假思索地跟他说：早都没人读他的东西了。我想着他对我微笑的表情。
我从来不买咖啡。
我向来只进店购买周日的《纽约时报》，然后开车回家，喝自己现磨的免税咖啡。我总是能碰到熟人。大家对我都很友好。无一例外。你好某某先生，你今天很精神啊某某先生，你又在写什么新东西某某先生，见到你真好某某先生。这么多人都认识我，我却从未因此感到过丝毫的慰藉。相反，我觉得更加孤独。况且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。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
周日是我的。其余的六天均归我的责任、写作、家庭、朋友、职责所有。我可以任由他人他物一天天地占据我的生活。但周日不行。我喜爱那一天的静谧。我喜欢一边读报，一边吸入那充斥着整个邻里的寂静，在又一周惩戒般的操劳后稍作歇息。没错，是那种邻里。
然后，有个周日，我们说话了。
我站在咖啡店里的桌台边上，手里拿着《纽约时报》，犹豫不决。牛角面包？不如来份司康饼？我饿了。
“你从来不买咖啡。”
不等我转过身去，我就知道了，是他。
“嗯，”我说。
“你不喜欢咖啡？”
“我的咖啡在正家里等我呢。”
“那你这咖啡，就算是你老婆一样喽？”
“是啊，”我说，“就算我老婆吧。”
“那你有吗？”
“有什么？”
“老婆？”
我伸出左手。没有戒指。
他并未露出笑容，但我觉得他想笑。我付了报纸的钱。
他点了份中杯咖啡。他喝咖啡不加糖，这我倒是猜对了。他的声音低沉、友好。他的口音很悦耳。我想继续聊下去。“你喜欢报纸，”他说。
“是啊。”
“报纸上的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况且，新闻一向谎话连篇。”
我举起我的报纸。“我看的又不是那种El Diario（报纸）。”
“原来你是那种人啊？”
我望着他微笑的脸庞。“那种人？”
他笑了。“那种憎恨同胞的墨西哥人？”
“不。我不受那门病的折磨。”
“那你受什么折磨？”
我没说话。我凝视着他巧克力色的眼睛。我想，我是在寻找折磨的踪迹。
“你不算墨西哥人，”他说。
“不算墨西哥人。也不算美国人。在劫难逃啊。那才是我的病名。”
我们并肩坐在门外。清晨，凉意四溢。风回来了，那阵迷恋着埃尔帕索的风。那阵不愿离开、让我们享受一丝阳光的风。
“你冷了，”他说。
“我忘带外套了。”
“不然我们回屋里去吧。”
“不，”我说。我们静静观察着彼此。我的眼睛没有他的颜色深。人行道的棕褐色。“我家离这儿不远。”
他揣摩着。
“我这不是想睡你。”说出这句话时，我意识到，它听上去更像是某种控诉。我后悔跟他说话了。
“的确，你这样的人，不会的。”他微笑道。“我叫哈维尔。”
“哈维尔，”我说，“我叫——”
“大家都知道你是谁。”
“没有人知道我是谁。”
他笑了。“告诉我。我想听你念你的名字。”
“胡安·卡洛斯。”
“胡安·卡洛斯，”他说。“你住哪里？”
“斜阳小区。”
他轻敲着纸杯。“蛮有意思的小区。”
“这房子真美，”他说。他正在仔细观察着我的一幅画。
“这房子是1900年建的。”
“比革命早十年。”
“那都是一百年前的事了。”
“现在好了，瞧瞧我们。一个真正的墨西哥人，加一个美国魂的墨西哥人。”
“我祖父出生在这里，”我说。
“我祖父出生在以色列，”他说。
“所以说，我比你更算得上是墨西哥人。”
“我看不一定。”
我不禁笑了。
他还在研究那幅画。“他为什么这么悲伤？”
“他厌倦了战争。”
“我也厌倦了战争。”
“以色列，”我说，“以色列加墨西哥。果真是生于战争。”
“是啊。或许那才是割礼的意义吧。”
我不禁笑了。
“你也是，”他说。“我猜你也给割了包皮。”
“失去自己的包皮，”我说，“真是悲剧。但我不是犹太人。你不在乎吧——我不是犹太人的话？”
“我又没说我是犹太人。”
“但你说你父亲出生在以色列。”
“他是个伊拉克人，出生在以色列。他是逃到墨西哥来的。在奇瓦瓦州娶了我祖母。最后在一家酒吧里给人杀了。他喜欢打架。”
“生于战争，”我重复道。
他笑了。“那你怎么给割了包皮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我一大早起来，那家伙就全搁在那儿了。”
“真正的墨西哥男人，是不受割礼的。”
“那不就定下来了。我不是个真正的墨西哥男人。”
他知道这话题使我不适。
“你不喜欢聊割礼？”
“以前从来没人跟我聊过这个。”
“那你喜欢打架吗？”他问。
“不。我不喜欢打架。”
“你肯定不是个墨西哥人。”
我拿走他手里的纸杯，给了他一杯现磨的咖啡。我让他用我最喜欢的马克杯喝咖啡，带梵高的脸的那一个。
他接过杯子。“你没说谎。”
“说什么谎？”
“你的咖啡真的在家里等你。”
“我总是先泡上咖啡，再去拿报纸。”
“报纸有什么好？”
“这世界很大。”
“而你需要报纸来告诉你这一点？”
“需要的，我想。”
“真的？”
“报纸能告诉我详情。”
“你生活的世界，也能给你一切必要的详情。”
“不能。”
“能。”
我们竟然已经吵了起来。
“我需要事实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为了帮我形成自己的想法。”
“你不知道你自己的想法？”
“我不一定总是对的啊。”
他笑了。“你观察我。”
“观察你？”
“当你走进咖啡馆时，你喜欢观察我。”
“你看上去倒是懵然罔觉。”
“我不知道那个词，”他说。
“你看上去，好像除了你正在读的书之外，什么都注意不到似的。”
“我注意得到。”
“那就是说，你也在观察我。”
“是的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我不知道你想问什么。”
“哈维尔，你是个很美的人，”我说。
“而你胜过美貌，”他说。
“什么东西能胜过美？”
“你是个有意思的人。‘有意思’远比‘美’要好。”他伸出手来，手指抚过我的脸颊。他的手很粗糙。他的手指上长了茧。或许他会弹吉他。
“你好安静，”他说。
“我要是什么都不说，就能一直有意思下去。”
他的手指穿过我黑白相间的头发。
“我年纪比你大。”
他吻了我。
我也吻了他。
我们坐在阳台上，喝着咖啡——听着淅淅雨声。
“我不知道你是谁，”我说。
“你想知道什么？”
于是，他跟我说了。他跟我说，他正在照顾他患有肺癌的叔叔，说他曾帮着照顾过他因故瘫痪的叔母。他说，他每周末都从华雷斯城过来——周五到周日晚上——其他时候，只要能走得开，他也会来。他说，他给华雷斯城的美国领事馆当司机；说他曾和叔叔、叔母一起，住在弗洛伦斯街，好让他能上学读书；说他们二人是如何假扮成他父母的；说他有十二年，每周末都回家去看他的妈妈，一个社会工作者，热衷于协助性别障碍者；说他的父亲是如何被杀的，或许还在芝加哥或洛杉矶或奇瓦瓦留下了另一个家庭（喜欢给人编故事的，不止我一个）。他说，他叔母已死于癌症，说他帮着他叔叔处理了后事，说他照顾他至今。但仅限于周末。
“你爱他吗？”
“他对我挺好的。我叔母比较顽固。但他很柔和。可以这么说吗？柔和？”
“可以。”我凑过身去，亲吻他。天啊，他真美。这一点可不是我编的。
“我不怎么喜欢我叔母，”他说。他抽出一根烟。“你不介意吧？”
“不。不介意。”
“你要一根吗？”
“我好几年前就戒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我不记得。”
“你对某些事情比较健忘吗？”
“Cuando me conviene（时机恰当的话）。”
他笑了。
我看着他点燃他的烟。我记起来，有一回，在酒吧里，正当我抽着烟时，有个女人走到我跟前，说我很美。她吻了我。我让她的舌头在我嘴里逗留了片刻。她的味道，像科尼亚克酒和樱桃。
他从鼻孔里呼出一缕烟。“你确定你不想再试一根？”
“不。我想试一些新的东西，一些我没干过的东西。”我看着他抽烟。“那么，你不喜欢你叔母。”
“我不喜欢她。但我爱她。但她很顽固。”
“确实有那样的人，”我说。
“你不是，”他说。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我读过你的书。”
“书只是书罢了。你根本不了解我。”
他熄了烟。他的手指穿过我的头发。他吻了我。“我编过不少关于你的故事，”他说。
如今，我希望我当时也曾告诉过他，我也编过关于他的故事。
“¿Tienes hambre?（你饿了吗？）”我问道。“我可以做点吃的。”
“我就知道你喜欢烹饪。”
“也是你编的吗？”
“不。你的书里常常讲到烹饪。”
“啊，人都要吃饭嘛。书里的人也一样。”
他笑了。“我喜欢你书里的人。”
“他们大多都不太正常。”
“所以我才喜欢他们。”他看了一眼他的表。
“好漂亮的表。”
“这是我父亲的。”
“你要走了。”
他点了点头。“我必须回我叔叔那儿去。我们每周日都要一起吃晚饭。”
“你带他出去吃吗？”
“啊，那种日子，早就过去了。他以前很喜欢出门。他喜欢一边笑，一边跟我讲他以往的生活。但现在，他不肯出门。他害怕。以前，他唯一怕的就是我叔母。但现在，他就像个小孩一样。他哭。他读报。他以为他住在华雷斯。我告诉他，我们在埃尔帕索，我跟他说他是安全的。但他不相信我。他不敢出门。Nos matan（他们要杀我们），他说。我想告诉他，没人想杀我们。但我说了也没用。每次我出门，他都说要让我小心。”
“那你小心吗？”
“我不怕死。你怕吗？”
“我又不住在华雷斯。”
“每个城市里都有人杀人。”
我不想吵架。我不想为了这事情吵架。吵了又有何益？况且，他比我更了解华雷斯。“你说的对，”我说。
“我又知道了一件关于你的事情。”
“什么事情？”
“你不擅长说谎。”
“我以前很擅长。”我寻思着，自己脸上究竟是怎样的表情。“我想，如果我是你，我是会怕的。”
“怕又有什么用，卡洛斯？”
“没用，”我说。
他观察着我的脸。
我又想吻他了。或许他会吻我。或许我只会呆站在那里，觉得自己真是个傻子。我面对着这一切，手足无措。我一向都是如此。有些男人的爱情，是温润如玉的。而我却只能摆出一副局促不安的模样。
“怎么了？”他看着我。
“没怎么。”
“你又在观察我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我不介意。我喜欢你看我的样子。”
“我可以看你很久，”我说。
“你可以再吻我一次，”他说。
他低下头，看着地面。他太腼腆了。又或许他只是比较谦逊。这可不是我编的——他的确很谦逊。他很温柔。也很善良。没几个好看的男人配得上这些词。
我又吻了他一次。
他轻声念着我的名字。我不禁好奇，我的名字在他的舌尖上，究竟是什么感觉。
“哈维尔，”我轻声答道。“你知道我上一次接吻，都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吗？”
他抬眼看着我。“这重要吗？”
“接吻是很严肃的事情。”
他又吻了我。“不觉得那么严肃了吧？”
“严肃，”我说。“我觉得严肃。”
我们久久没有做声。
“我要走了，”他说。“他还在等我。”
“你要给他做饭？”
“嗯。”
“我必须承认，我嫉妒你的叔叔。”
“你不是个嫉妒的人，”他说。
“或许我是呢。”
“不是。”
我正要开口，他却伸出了手指，贴在我嘴唇上。我不太清楚我想说些什么。但反正，有时我们说出来的话，并不足轻重。它本就无谓轻重。
他不想让我送他回家。“我叔叔住得不远——我想走走。”或许他需要一些思考的时间。来考虑我。或许吧。我想停下，不再编造他与他思绪的故事了。他离开时，我倾听着他下楼的脚步声。我冲上阳台，望着他沿着街道越走越远。他走到拐角处时，转了过来。他挥了挥手。“我就知道你会站在那里，”他喊道。
周一早晨，我收到他的信息：我今天起床时，满脑子都是你。我读了信息，又从头读了一遍。然后我又读了一遍。
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校园里的男孩，读着某个女孩子写来的纸条。不。是一个男孩子写来的纸条。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的信息。我向来只为了我执拗的小侄子、侄女们，才进行这一类的通讯行为。我们喜欢给彼此写一些逗人、亲切的话语。但这可不一样。终于，几近午时，我回了他的信息。注意安全。我是这么写的。然后我意识到了，我心里是怕的。我不愿想象哈维尔走在华雷斯街头，跑着点小差事，进了店铺，被无故、随机杀害的场景。怕又有什么用？他说的对。他说的当然对。但有那么多人都搬走了。为什么他就不能搬走？但我知道，我在问出这问题之前，就已经得到了答案。他不是那种会搬走的人。他爱他的华雷斯。从他的眼睛里、他未剃的胡茬里，还有他的动作与话语里，我都看得出来。我从他的吻中，几乎能尝出他为那座苟延残喘的城市的爱。眼见华雷斯变得如此暴乱无章，我不禁怒火中烧。一个城市，垂涎于自己人的血液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恶心得要死，为了那死亡人数，恶心得要死；为了每一起无人惩治的残杀，恶心得要死。你想杀谁都行。有什么后果？没有。这该死的城市已经不在乎谁生谁死了。很快，他们将纷纷从绊脚的尸身上踏过。注意安全。注意安全。注意安全。
下周日，他来到了我家门前。天色尚早。“他们昨晚送我叔叔进了医院。”
“你看上去很累，”我说。他看上去的确很累。累而悲痛，他的白衬衫也皱皱巴巴的。
“昨晚，我是在他病房里的椅子上睡的。”
我们上了楼梯，进了我的公寓。
“我喜欢你的世界，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注视着我尚未完成的一幅新画。他盯着我电脑屏幕上的字。“你刚刚，是在写作吗？”
“嗯。”
“你周日写作？”
“和望弥撒差不多。”
他笑了。“那这就是圣餐吧。”
“差不多。”
“你在写什么？”
“诗。”
“讲什么的？”
“讲华雷斯城里的事。”
“你怎么会想写那种东西？”
“华雷斯是一种执念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它是我的一部分。”
“你又不住在那儿。”
“我们都是一座城，哈维尔。”
“狗屁，卡洛斯。你他妈是以为那边境不存在吗？”
我有很多想说、也可以说的话，但边境的确存在，而我们就住在它的两侧。对一个讲政治的诗人来说，无边境世界的美好理想，又有什么用？在一位美丽的男人面前，吵闹争执，又有什么用？
他笑了。“我骂的不是你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别写华雷斯了。写点美丽的东西。”
“我不是那样的作者，哈维尔。”
“我知道。你的书越来越悲伤了。”
“这世上有很多令人悲伤的东西。”
“那就怪了。你不是个悲伤的人。”
“嗯，的确不是。”
“你为什么不悲伤？”
“我以前挺悲伤的。现在我好些了。”
“那你现在开心喽。”
“现在我很开心。”
“你好复杂。”
“我从‘有意思’又变成了‘复杂’。”
他笑了。他依偎在我的肩上。他开始哭泣。
“他要死了，”他低声说道。“我现在真的是一个人了。”他的泪水浸湿了我的上衣。我想尝尝那泪水的味道，想在其中沐浴、淹溺。“他要死了。”他不断地重复着。
别人哭的时候，我从来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尤其是男人哭的时候。在我父亲死前，我曾经坐在他身边，听他哭泣。有时，我会牵着他的手。我心里深爱着那个场面：我牵着我父亲的手。于是，今天，我干了同样的事。我牵起哈维尔的手，握着它。我领着他进了卧室。“你该睡一会儿，”我说。“你累了。”
他在床上躺下。我脱掉他的鞋子。
他盯着一面墙看，墙上是一小幅我刚刚开工的壁画。“真好看。”
“我才刚开始画。”
“别画了，这样挺好的。”
“但它只有一片天空。”
“多美啊。一片天空。这样挺好的。”他累了，只能低声呓语。
“睡吧，”我说。
外面，天气寒冷。风刮得更狠了，阴云像一群黑压压的乌鸦，纷纷聚集。我恨乌鸦。乌鸦狠毒而自私，只要能抓到一只小蜥蜴，就大摇大摆地耀武扬威。我踏上阳台，缓了口气。我琢磨着，该不该抽根烟——但我不想回到那段时光。我已经不再是个少年了。我犯过好多错。抽烟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项。我想回也回不去了。
我回到屋内，打算煮点土豆汤。我洗了几个土豆、切成丁，一些洋葱也切了丁，放到锅里，加了些盐、胡椒、大蒜，切了点香菜。贫民之汤。虽说我并不贫穷，但煮这道汤令我想起我的母亲。我爱她。也爱她的汤。
我走进卧室，看着哈维尔睡觉。他在做噩梦。他边打颤，边说梦话，但我听不出他在说什么。我坐在床边，把手放在他的胸膛上。“只是个梦罢了，”我轻声道。他惊醒了。他眼中有一抹恐惧的神情。然后，是解脱的神情。
“没事了，”我说。
我爬进床，坐到他身边。他靠在我身上。天色渐暗。我对冬季爱恨交加。我察觉到他的气息，浮在我脖子上，察觉到他低语的话：“跟我讲讲你自己，讲讲我还不知道的东西。”
于是，我跟他讲了。讲我的两个哥哥死于车祸，一并留下来七个孩子。七个孩子，加上两个哀痛欲绝、爱着他们的女人。讲我常年患抑郁症、高血压、帕金森病和糖尿病的父亲，讲他中风发作以致的脑死亡，讲我亲手断了他的呼吸机。讲我爱过、伤过、离开过的一位女人。讲一位爱过我的男人，讲我迟迟不敢回应他的爱。讲我在伦敦见到的一位年轻女人，长着夏日的天一般蔚蓝的眼睛；讲我是如何迷恋那双眼睛，时常把自己想成一个男人，其实却只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少年。讲我早在合法工作年龄前，就帮人摘洋葱；讲我怀着成人成事的梦想，不愿意毕生做一个弯腰驼背的农工。讲我胸前的一道疤痕，在我还是个粗心大意的小孩时，被铁丝网割的，使我的皮肤像纸片一般撕裂开来。
我甚至没有发觉，自己竟在流泪。
我察觉到他的手，抚摸着我的脸。“眼泪的味道，就像海水一样。你知道吗？”他伸出一根手指，贴在我的嘴唇上。“你的人生，比你的书还要精彩。”
我握着他的手，凝视着他的手心。我坐起了身子。“我的书里全都是美丽的人。那种我永远当不了的人。”
“你并不悲伤。你只是受过伤而已。”
“我们都受过伤。”
然后，我们二人一屋，脱去了彼此的衣服。他伸出手指，沿着我的伤疤划过，又俯首亲吻了它。我注视着他完美的身体。但我最爱的是他的脸、他的眼睛、他表情中的那种渴望，远高于低俗的肉欲。我领着他进了浴室。我冲洗了他的后背，他的头发，他的腿。“让我来吧，”他说。这对我来说很艰难——让他洗浴我。让他碰我。但我准许了他。
我们听着迈尔斯·戴维斯的歌，喝着土豆汤，品着红酒。我不禁心想，我们是否真的能这样子在一起。他和我。哈维尔和胡安·卡洛斯。我看着他喝汤。我琢磨着，我这样的男人，到底能否填满他体内的那份饥饿。
“这汤不错，”他说。
“这又不难做。”
“最简单的手艺，也需要一辈子的功夫来雕琢。”
“确实。但这话，仅限于食物。”
他的手指穿过我的头发。
我握着他的手，吻了它。“你母亲是怎么走的？”
“你怎么知道她走了？”
“你说你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了。”
他转走了目光。“她被杀了。”
“怎么回事？”
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。“她被杀了，”他又说了一遍。“我们一直没找到她的尸体。她是个社会工作者。她很美，我的母亲。她十七岁时生了我。她总是一副年少气盛的模样，生气勃勃的。男人们都喜欢看她。她算是成为了某种活动家吧。是为了那些性别障碍者们，我猜。我并不怪她想奋斗一把。结果有一天，她没回家。她凭空消失了。”
这就是他脸上的神情，他流露出来的神情：伤痛的残迹，因为他明白，全世界的欢笑，都能被一阵肆意的风刮得无影无踪。他的眼里没有泪水。“我找她，找了又找，找了又找。那帮警察什么都没干。大家也什么都没干。反正，她对他们来说，又算得上什么东西，不过是另一个消失在沙漠里的妇女，任他妈由黄沙吞噬她的遗体。”然后他的泪水来了，如同降临沙漠的暴风雨一般。我紧抱着抽泣的他。
“你说你现在是一个人了，”我说，“你说的不对。”我双手捧着他的脸。“听见我说的了吗，哈维尔？”
我同他做爱。
然后，他同我做爱。
没有人像他那样念过我的名字。我听着自己名字的声音，睡着了。
等我醒来时，他已经穿好了衣服。天色已晚。“我要去医院一趟，”他说。
“我送你去吧。”
“不用。几条街的路罢了。”
“外面太冷了，”我说。“你也没带外套。”
我站起身来，走到衣柜旁。“给。穿这件吧。”
他没有与我争执。他接过外套，穿在身上，吻了我。然后他便走了。
我想给他打电话，但我没打。我更愿意等他的电话。如果他的叔叔果真要死了，他多半正忙着通知他的堂兄弟、表姐妹们进镇，打理事宜。小事大事，都是他在打理。他就是那种人。有人索取、有人奉献，而他乐于奉献。我挂念着他，想象着他坐在他叔叔床边的模样。
周二夜里，他打电话来了。天色已晚，几近午夜。“你能过来吗？”
“我马上就到，”我说。不一会儿，我就换好了衣服，出了门。沿街走一段路就是医院。我上了五楼，找到病房。他在房里面，正牵着他叔叔的手。我来到他身边，把手放在他背上。
“他们没来，”他低声道。“他的儿子们。他们没来。”
“你就是他的儿子，”我说。
我们坐着，听着他叔叔艰难的呼吸声。将死之人所呼吸的最后几口气，往往是刺耳的，是缠绵不散的。身体，包括将死之人的身体，都是想活命的，也都将为了能再呼吸一次，贪婪挣扎——还管什么痛苦。
我明白，直到他叔叔咽了气为止，哈维尔将一直守在那里。我守在他身边。我能做的，竟只有这么多。
直至最后一刻，哈维尔都恪尽职守地守护着他。等房间里终于变得悄然无声，哈维尔倒抽了一口气，好像自己被刀刺了一般。他的身体颤抖着。悲痛的确如此——它是冲击人心灵的地震。它也是个残酷的盗贼，盗走你对自己身体的控制。
我吻着哈维尔的肩头——虽然，我不确定他是否察觉得到我的存在。我去叫了护士。我没有赶时间。能跟他深爱的叔叔再独处片刻，绝对是哈维尔所应得的。
直到殡仪馆的人来收尸，他都从未离开房间。当时，太阳已经在逐渐升起了。
我开车送他回了他叔叔家。我们在车上时，并没说什么话。等我们到了地方，我开了前门，扶着哈维尔在椅子上坐下。悲伤与疲倦已将他灌醉。
“他最喜欢坐在这里了，”他说。
我点了点头。“那它肯定是个好地方，”我说。
我在厨房里翻找了一番，泡上了些咖啡。
哈维尔走进厨房，在桌台边坐下。
“我不太想喝咖啡，”他说。
我点了点头。
“你应该睡一会儿。”
“我不想待在这里了，”他说。“这里太让人伤心了。”
“拿点你要带的东西吧，”我说。
他点了点头。
到我公寓的车程不超过五分钟远，但我们抵达时，哈维尔已经睡着了。我搀着他上了楼梯，他精疲力竭的身躯早已不堪重负。他躺倒在床上，衣服都还没换。我脱去他的鞋，让他睡觉。
我扑倒在沙发上。等我醒来时，哈维尔正坐在我读书用的椅子上，面对着我。
他冲我微笑。
“几点了？”
“下午三点。”
“你在那儿坐了多久了？”
“我也才刚睡醒。我泡了点咖啡。”
我点了点头。“我可以喝一点。”
他把我从沙发上拉起来，抱着我。
“我要去殡仪馆了，”他说。
“我送你去。”
“不用。”
“那你开我的车。”
他点了点头。
我们一起冲了澡。
我看着他剃须。我看着他穿衣。他的举止是如此优美。就连他脸上的悲伤都令人着迷。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爱上他的。我不算是那种会“爱上”别人的人。我的一些好友曾说过，我自给自足得令人发指。我从未这般想过自己。或许他们是对的。但那一刻，我看着哈维尔时，我很想爱上他。我想让他成为我呼吸的空气。
当他穿鞋时，我吻了他。“我也很遗憾，”我说。“你再也见不到他了。”
他点了点头。“他病得很重，”他说。“有时候，死亡也是一件好事。”
“但他依旧使人痛苦。”
“痛苦无处不在啊，卡洛斯。”
“说不定，爱也是呢，”我说。
我看见了他脸上的表情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他已经爱上了我。或许这份爱是我不劳而获的，是我不应得的，但我不在乎。我知道，我必会紧紧抓住这份爱，永不愿放手。一个念头飘进我的脑海，我们在一起的念头——或许，我们甚至能找到幸福。
葬礼是在大教堂里举行的；五十来年，他叔叔都在这里望弥撒。他在这里跟妻子结了婚、给他的孩子施了洗礼，在这座神圣的建筑里，留下了他人生的轨迹与准绳。虽然哈维尔和我都不信教，但那并不重要。不管我们是单独来的，或是在一起，这所教堂都不愿相信我们——我们又如何相信它？但这所教堂，以及它的众多仪式，都是我们的一部分。我们的身体——如若不包括我们的心灵——对它的中世纪圣歌，都是再熟悉不过了。这其中有一种奇异、亲密的慰藉。
他叔叔的儿子们坐在前排，在哈维尔身边。他们全是中规中矩的成功人士，都住在其他城市里。他们身上有一丝顽固的性质，却又不失礼仪。“他们就像我叔母一样，”他说。“在爱面前，他们也是无爱的。”我不禁微笑。
没有多少人出席。大多数悼念者其实并没有来悼念，但他们是哈维尔的朋友。他们拥抱他、安慰他，而他显然深受爱戴。
在墓地里，哈维尔哭了，像个不知为流泪而羞耻的孩子一样。
我感到自己的心正向他跳动，如同一位信徒的心，向上帝的面容跳动一般。
哈维尔和我定下了一种所谓的常态。他每周五下班后，就会过来陪我。我们会出门、看电影，在影院的黑暗中牵着彼此的手，然后吃晚饭、回家，做爱。我们的生活流露出了新的节奏，一种几近正常的生活独有的柔和节奏。周六时，我们会去他叔叔的房子，装修打理。他继承了那所房子，也没有堂兄弟站出来反对他——他们既不需要那点钱，也不想跟他们父亲的人生有再多的瓜葛。我们两人都喜欢用手干活。我们是都那种男人。
周日早晨，我写作。他读我写的东西。午后，我们轮流选一部自己喜欢的小说，摘读给彼此听。哈维尔讲解他选的段落时，语气里充斥着不羁的智慧，几乎每次都令我微笑。他开始理解我的笑的含义了，但起初，他以为我只是在嘲笑他。
“你笑什么？”
“没什么。我就笑一笑。我边笑边听你说话。”
“因为我说的话没道理吗？因为我好笑吗？”他的声音里带着刺。
“那不是我笑的原因。”
“那你倒是讲讲。”
“不，”我说。
不知怎的，他接受了这种回答。我们试图了解彼此，却不愿揭露自己。我们成了彼此最喜欢的书。我们互相阅览，读得痴迷。
冬季垂死挣扎了一番，过去了。它似乎想多徘徊一会儿，但最终只能俯首听命。变化，往往伴随着困难。季节也是。春天一来，我迷上了自己正在写的小说。哈维尔喜欢读我写的东西。但我有一条规则：不准谈论我的小说。
有一回，周日傍晚，正值七月最炎热的一天，我们都在读书。我在读波拉尼奥的书，他在读J·G·巴拉德的小说集。我坐着我读书用的那把椅子，哈维尔躺在沙发上。
我放下书来。
“你能过来吗，哈维尔？”
“过来？”
“来我这儿住。”
“我们这还不算同居吗？”
“但你住在华雷斯。搬过来吧。”
“我没有证件。你知道的。”
“我们可以办啊。你已经有签证了。”
“那是旅游签。你的国家，不想让我待下去。”
“别跟我赌气。再说了，这个国家想要什么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”
“国家比人大啊。”
“去他妈的国家。我恨国家。你是我唯一想要的国家。”
他没有说话。但很快，他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。“你今早读了报纸吧，卡洛斯？”
“他们杀人杀得更狠了。”
“我挺安全的。”
“安全？”
“够安全了。”
“你搬过来。”
他坐了起来，放下了书。“我不能离开华雷斯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你知道为什么。”
“不，我不知道。”
“要是大家都走了怎么办？”
“那座城就会死。”
“答对了，卡洛斯。”
“那要是你死了怎么办？”
“别再读报纸了。”
“凭什么，哈维尔？”
“不会有事的。我们可以一直这样下去。”
“那我就搬到华雷斯。”
“不行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你属于这里。”
“我属于你。”
他微微一笑。“你以前可从来没这么说过。”
“我可以每天都跟你说我爱你，一直到死。我可以的。说出来也是真的。”
“我已经知道的东西，不需要你告诉我。”
“那我就搬到华雷斯去了。”
“不行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要是你出了事怎么办？”
“能出什么事？”
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。”
“你也知道我在说什么。”
最终，我们冲着彼此，争吵不休。他从来没对我发过火。我也没对他发过火。唯一结束话题的方式就是做爱。事后，我们躺在床上，他低声说，“我不能做我做不到的事情，卡洛斯。我就是这个样子。”
我既不是、也永不将成为他唯一的爱。或许，他爱华雷斯胜过爱我。但他说对了。我不是个嫉妒的人。他可以爱他的华雷斯。但他也可以爱我。这就足够了。
“对，我们可以一直这样下去，”我说。这已经是我不应得的天堂了。
八月的最后一个周五，我打通了哈维尔的手机。“你在路上吗？”
“还没呢，领事的饭局还没结束。”
“你什么时候能下班？”
“七点左右。我得值晚班。大使到市里来了。我周日还要送他去奇瓦瓦。”
“行。那等你下班了，我们在肯塔基酒吧里喝一杯吧。该轮到我去你家了。”
我知道，他在犹豫。
“哈维尔？”
“好，没问题，”他说。
穿过那座桥时，我留意到它的冷清。在我小时候，圣达菲桥上一向挤满了路人。华雷斯大道上，四处是小摊小贩，还有从埃尔帕索来的人，结束了一周的操劳，早做好了尽情休闲的准备。但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了。如今，这座桥几近荒废。我从一群背着步枪的士兵旁边窜过；他们看起来更像是高中生，而不像是成年男人。等我穿过了肯塔基酒吧的门，哈维尔已经坐在了吧台边。
我们以目光触碰彼此。
“你等我等得久吗？”
“我也是刚过来。我给你点了杯玛格利塔。”
“但我不喜欢玛格丽塔。”
“我也不喜欢。但我想我们还是该点一杯。”
我不禁笑了。
我们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边坐下。
“这里也破败了，”我说。
我们喝着玛格利塔酒。他比较安静，但我说了不少话。我跟他讲我的故事，讲我年轻时经常来这里；讲有一回，有个年纪比我大的美国佬，醉得都说不了话了，还想跟我搭讪。“想让我跟他上床，他这辈子都劝不动我。”
“你年轻时，肯定很帅吧。”
“那我倒没怎么想过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长得帅，算哪门子美德？”
哈维尔观察着我。正如他一向观察我那样。
“其实，”我说，“那时候，我不太愿意想起我的长相。可能我不太喜欢拥有一具身体的感觉吧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有人伤害过我。在我小的时候。”
哈维尔观察着我的脸。“你不该受那种罪。”
“带我回家，”我说。
他家很小：一间卧室，一个小客厅，一间厨房，一间浴室。他家里到处都是植物和书籍。四周的墙上挂满了照片。他房间里还有一张我的照片。他的公寓有一份直白的优雅感，正如他的微笑。
我们没有做爱。我们只是抱着彼此。
半夜，我醒了，脱了衣服。哈维尔在隔壁，读着我的一本书。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我说。
“我很爱这个作者啊。没跟你说过吗？”
此后，我们彻夜未眠。
我们像两个年轻男孩一般做爱，像是初次发现了性爱的美妙似的。
第二天，我们跟住在隔壁的两位女人们一起吃早饭。玛格达和索菲亚。她们是教师，也是活动家；她们以悲切的口吻，描述着她们深爱的华雷斯城。这么多美好的人，竟然都对这座恩将仇报的城市如此忠诚；真是匪夷所思，又荒谬、又感人。但她们很幸福，她们乐于协助一些无依无靠的孩子们。我保证会给她们带来一些童书。“你愿意给他们读书听吗？”
“好啊，”我说。
她们双双对我笑。“那你就是哈维尔的卡洛斯喽。”
“是啊。我就是哈维尔的卡洛斯。”
我们整个下午都在一起读书。傍晚，他陪我走到桥边。我想吻他。但那是不可能的。他给了我一个拥抱。我们看上去，或许是老朋友。
他保证，从奇瓦瓦回来时，会给我打电话。
周二傍晚，他打了电话。
周三，他给我发了信息：Te adoro（我爱你）。
我回道：周五见。
他回道：带我去看场电影。
周五，我等着他。他没有来。
我不停地给他打电话，但他的手机已经关机了。我在公寓里来回走着，试图回忆我与他的最后一次对话。我试图抑制我的惊慌。我有大使馆的电话，但他们已经下班了。给他们打了也没用。
我到了街对面的小便利店里，买了包烟。第一根烟的滋味，像是有鸽子在我嘴里拉了屎。但我不在乎。我又抽了一根。我倒了杯酒。
我整晚都没有睡觉。我在脑海里想象着各种各样的情景。毕竟我是个作家。或许他跟别的男人有了交集。尽管这种剧情很乏味，我依然对其深信不疑。因为，它代表哈维尔还活着。
六点钟，我敲响了玛格达和索菲亚家的门。看着她们脸上的表情，她们见到我，貌似并不觉得惊奇。
“你脸色不太好，”玛格达边说着，边将我领向沙发。
索菲亚进了厨房，又端着一杯咖啡出来了。她给了我一支烟。我接了烟。我听着自己的肺，吸收着浓烟。“告诉我，哈维尔到底怎么了。”
“当时我们没有你的电话。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联系你。”
“发生了什么？”
“周四晚上——”索菲亚看向玛格达。
玛格达向她点了点头。
“他们来了。”
“谁？”
“一帮男的。他们带了步枪。或许不是步枪。武器。我们听见了。当时天还没黑。他们把哈维尔拖到街上去了。他们把小区里的男人都聚集起来了。他们肯定是在找谁。但他们把人都抓起来了。”
玛格达点了根烟。“她想要阻止他们，但我没让她出门。”
我朝索菲亚点了点头。“你很勇敢。但他们会杀了你的。”
“或许他们谁都没杀呢。”
“你真这么想？”
玛格达低头看着地板。“他们要找的是别人。他们只是弄错了而已。”
“他们会让自己的错误活下来吗？”
我开车去了美国领事馆。他们周末不开门，但那里总是有几个人。我成功引起了一位司机的注意；他的车停在大门后面，他坐在车里。“我是哈维尔的朋友，”我喊道。
他走到门边。我自我介绍了一番。他告诉了我他的名字：曼纽尔。他跟我握了手。“哈维尔喜欢读你的书，”他说。
我点了点头。
玛格达和索菲亚跟我说的，我一一转告给了他。
他摇了摇头。
他让我进去了。我独自一人坐在等候室里。曼纽尔回到屋里，问了我的电话号码。他又出去了。几分钟后，一个名叫尼尔的男的给我打了电话，他是大使馆的人。“哈维尔的事，曼纽尔已经跟我说过了。能再为我复述一遍您先前的话吗？”于是，我跟他说了。
“天啊，”他说。我听得出来，他为哈维尔是有一定的尊重的，或许还有几分好感。他告诉我，他们会竭尽全力，调查此事。我听他不像是在说谎。但他们什么都调查不出来的。
最终，大使馆无法找到关于哈维尔失踪的任何信息。就算他们找到了，也没有告知我。
整整一周，我只顾着找他。我跟哈维尔的邻居们说了话。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。大家都太怕了。他们中的一些人，在这次的袭击中，也失去了自己家里的男人。儿子们。父亲们。一位女人劝我回埃尔帕索去。Y no vuelvas. Nadie sabe nada. Y si saben no te van a decir（去了就别回来了。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就算知道，也不会跟你说）。她说的对。他们什么都不肯告诉我。
我去了警察局。
警察说，他们接到了大使馆的电话，说他们在找哈维尔。“他估计就是抛妻弃子，逃避责任去了，”他们告诉我。
我去了报社。
我跟律师们谈话。
我跟人权运动家们谈话。
我跟我区的国会议员谈话。
似乎没有人想跟我说话。我开始理解，做个透明的人是什么感受。
我想去沙漠里找找看，但沙漠这么大，我该去哪里找？
我开始每周末去哈维尔的公寓。玛格达和索菲亚告诉我，我这样做太危险了。“我不管，”我说。“他们干脆把我也带走算了。”
每周，我都要给大使馆打上三四次电话。
我去警察局，问他们问题。
我不懈地与记者们谈话。
我睡在哈维尔的床上，而他在我的梦里复活。每晚的梦都一样。他心情愉悦，读着一本书。他触碰我。他与我做爱。我们手牵着手，走在华雷斯大道上。然后，我醒了，看着他的书，他的植物。我念着他的名字，期盼着回应。
我从未哭过。除了我一颗愤怒得麻木的心，什么都没有。
我不再给大使馆打电话。
我不再给警察打电话。
然后，我不再去哈维尔家里了。就这样，戛然而止了。时间已经过了数月。冬季回来了。
十二月的一个傍晚，我接到玛格达的电话。“过来，”她说。
我的心里有一丝悸动。“他们找到他了？”
“没有，”她说。“你不能再抱有这种念想了。”
我朝着电话的听筒，点了点头。
“我和索菲亚有点东西要给你。”
我从公寓步行到了桥畔。然后，我叫出租车去了索菲亚和玛格达家。索菲亚递给我一杯红酒。
我接过酒杯。玛格达给了我一根烟。“不用，”我说。“它没什么用。”
“我很高兴，能见你这么爱他。”
“我不高兴，”我说。“爱，除了让人伤心，还有什么用？”
“要是没有爱，我们只会更加伤心。”
索菲亚从手包里掏出了什么东西。我看得见它。是哈维尔的手表。他父亲留下来的手表。他是从来不会摘下那块表的。
“这是在哪里找到的？”
“有些人跟我们说了点话。”
“谁？谁跟你说的？是谁？”
“这不重要，卡洛斯。”
“这当然重要。”
“你也该放下了，卡洛斯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你知道为什么。”
我点了点头。
“他们带我们去了他在的地方。”
“你们应该叫上我的。”
“我们是晚上去的。这么干不安全。”
“那他已经——”
“他跟随她们而去了。跟随着那些葬在沙漠里的，无名无姓的妇女们而去了。”
我点了点头，思考着。他跟随他母亲而去了。
她把表递给了我。
我发现，自己竟然在亲吻它。多枯燥啊。坐下来，吻着一位爱人的表。
我是如何离开玛格达和索菲亚家的，我不记得。
我能依稀记起的，不过是在几条半生不熟的街道间游走。
我走了很久。
我坐在肯塔基酒吧的吧台边。
我想回家了。但家又在哪儿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