查尔斯·布考斯基：《火腿黑面包》
(Ham On Rye – Charles Bukowski – 中文翻译)
那年夏天，1934年七月，他们在芝加哥的一家影院外枪杀了约翰·迪林杰。他根本没有脱身的机会。红衣女郎告了他的状（注：安娜·赛奇（Anna Sage），别名红衣女郎，为了缓解自己与警方间的纠葛，通过好友波莉·哈密尔顿（Polly Hamilton）了解到迪林杰的行踪，并将其举报于警方）。一年多以前，银行纷纷倒闭。禁令被废除了，于是父亲又喝起了东区牌啤酒。但最丧气的事，莫过于迪林杰的死。不少人都很钦佩迪林杰，使得大家情绪低落。罗斯福当了总统。他在收音机上讲《炉边谈话》，大家都听他讲。他真是很会讲话。他还实施了些程序，好给民众安排职位。但世事仍然很差。而且，我的疔疮恶化了，大得出奇。
那年九月，我本被安置在伍德黑文高中，但父亲坚持要让我去切尔西高中。
“你想想，”我告诉他，“切尔西在我们区外。这也太远了。”
“我要你怎么干，你就怎么干。我要你去切尔西高中报到。”
我知道他为什么想让我上切尔西高中。有钱人家的孩子都在那儿上。父亲已经疯了。他还想着要发财。秃子一听说我要去切尔西上，他决定他也要在那儿上学。我摆脱不了他，也摆脱不了我的疔疮。
开学第一天，我们骑自行车去了切尔西，把车停在车位。感觉真是很差劲。那里的大多数孩子，至少所有的高年级生们，都有他们自己的汽车，不少家有的都是崭新的敞篷车，而且那些车不像一般的车，黑色、深蓝色的，它们是晃眼的黄、绿、橘黄与红色。男孩们出了学校、坐在轿车里，女孩们围成一圈，一并去兜风。大家都打扮得很讲究，不论男女，他们有套头卫衣，有腕表和最新款的鞋。他们看上去很成熟，文质彬彬，唯我独尊。然后还有我，穿着自制的上衣，加上我的唯一一条陈旧不堪的裤子、破破烂烂的鞋子，全身长满了疔疮。那些开着车的男孩们，就从不用担心青春痘的事。他们长得很英俊，又高大又整洁，牙齿雪亮，而且不必用洗手的肥皂洗头。他们似乎知道些我不知道的东西。我再次沉入了底层。
由于大家都有车，秃子和我为自己的自行车感到羞耻。我们把车落在家里，走路上下学，单程四公里。我们把午餐打包，放在纸袋子里。但其他学生们大抵就根本不在学校食堂吃饭。他们带着女孩子，开车到饮品店里去，笑嘻嘻地玩着点唱机。他们将直奔南加州大学而去。
我为我的疔疮自惭形秽。在切尔西，你可以选择上体育，或者上军训课。我选了军训，因为这样我就不用穿运动服了，大家也就看不到我身上的疔疮了。但我恨透了那套制服。衬衫是羊毛的，使得我的疔疮痛痒难耐。从周一到周五，我们都必须穿制服。周五，我们允许穿普通的衣服。
我们学习了《兵器教范》。讲的是战争之类的狗屁东西。我们需要考试。我们绕着操场练齐步走。我们练习了《兵器教范》。几场演习时的步枪训练，对我而言，并不是什么好事。我的肩上长了疔疮。有时候，我把步枪架上肩头时，有疔疮会破开、渗透我的衬衫。有血渗出来，但由于衬衫很厚，还是羊毛制的，血迹并不显眼，而且看上去不像是血。
我把事情告诉了母亲。她在衬衫肩部垫了几块白布，但作用不是很大。
有一回，一位军官过来检查。他把步枪从我手中拿走，端起来，透过枪管窥去，看口径里有没有灰。他把步枪摁回我身上，然后看见我右肩的一片血迹。
“其纳斯基！”他厉声道，“你的步枪漏油了！”
“是，长官。”
我撑过了一个学期，但疔疮止不住地恶化。它们有核桃那么大，覆盖着我的整张脸。我很是自卑。有时候，在家里，我会站在浴室里的镜子前，捅破一个疔疮。有黄色的脓液喷出来，溅到镜子上。里面还有白色的小硬核。从某种骇人的意义上，一个疔疮里能装上这么多东西，倒还挺吸引人的。但我清楚，人们很难正眼看我。
校方肯定是劝告了我父亲。那学期期末，我休学了。我睡觉时，父母将我全身敷上药膏。其中，有一种恶臭冲鼻的褐色药膏。父亲想要我用那一款。它感觉火辣辣的。他坚持让我把药膏敷在身上很久，比说明上建议的要久很多。有一夜，他逼我把药膏留在身上好几个小时。我开始哭喊。我跑到浴缸旁，放满了水，吃力地洗掉了药膏。我疼得红肿，脸上、背上、胸上都是。那晚我坐在床边。我躺不下来。父亲进了房间。
“我都跟你说了，要把那玩意儿敷着！”
“你看看都发生了什么，”我告诉他。母亲进了房间。
“那个狗蛋东西，他不想病好了，”父亲告诉她。“我凭什么就养了个这样的儿子？”
母亲失业了。父亲仍然每早开车离家，像是去上班似的。“我是个工程师，”他告诉人家。他向来都想当一名工程师。
我被安排到洛杉矶县综合医院。我被给予一张长状的白色卡牌。我拿了白卡，上了7号电车。车费，四分之一美元拆开来，每七分钱能换四枚代币。我投了一枚代币，走到电车车尾。我预约了8:30的医生。
过了几个街区，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女人上了电车。女人身材肥胖，男孩大概有四岁大。他们坐在我身后的座位上。我看着窗外。车平稳地行驶着。我喜欢那辆7号电车。它开得很快，太阳一边在外面照耀着，它也款款前后摇摆着。
“妈妈，”我听见小男孩说，“那个人的脸怎么了？”
女人没有回答。男孩再次问了她同一个问题。她没有回答。
于是那男孩喊了出来，“妈妈！那个人的脸怎么啦？”
“闭嘴！我不知道他的脸怎么了！”
我进了医院入院处，他们指示我到四楼报到。四楼前台有个护士，她记下我的名字，让我请坐。我们坐在两长列的绿色金属椅里，一列面对着另一列。墨西哥人，白人和黑人。没有亚洲人。没有东西可读。有些病人们带了昨天的报纸。有各种年纪的人，有胖有瘦、有高有矮、有老有少。没人说话。大家似乎都很疲惫。护理员们纷纷来回走着，有时你看得到一个护士，但迟迟看不见一个医生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个小时。没有人被点名。我站起身来找饮水池。我瞟进几间检查用的小房间。里面没有一个人，没有医生，也没有病人。
我走到前台边。护士正低头盯着一本大厚书，里面写满了名字。电话响了。她接了。
“梅宁医生还没到。”她挂了电话。
“打扰一下，”我说。
“怎么了？”护士问道。
“医生们都还没来。我能晚点儿再回这里来吗？”
“不能。”
“但这里没人啊。”
“您可以联系医生。”
“但我约了8:30的医生。”
“这里所有人都约了8:30的医生。”
有45到50个人在等。
“我已经在预约名单上了，那我不如等一两个小时再回来，说不定到时候，这儿能多几个医生。”
“如果您现在离开，您的预约将自动取消。您要是还想要治疗，就必须明天再来一趟。”
我走回去，坐在椅子上。别人都没有抗议。
屋内静如死水。有时，两三个护士会欢笑着走过。有一回，她们推着一个坐着轮椅的男人。他两腿上绑满了绷带，头朝着我一侧的耳朵被削掉了。那里只有个乌黑的洞，分割成好几小块，看上去像是有蜘蛛爬进去织了张网。时光流逝着。正午到了，又过了。再一个小时。两个小时。我们坐等着。然后有人说道，“医生来了！”
那医生进了一间检查室，关了门。我们全都看着。没有动静。一个护士进去了。我们听见她笑。然后她走了出来。五分钟。十分钟。医生手拿着笔记夹板，走了出来。
“马丁内斯？”医生问。“霍赛·马丁内斯？”
一个年迈消瘦的墨西哥男人站起身来，开始向医生走去。
“马丁内斯？马丁内斯，老伙计，你怎么样？”
“病，医生……我觉得我死……”
“嗯，那么……快进来吧……”
马丁内斯在里面待了很久。我捡起一封被丢弃的报纸，想读一读试试。但我们都在想着马丁内斯。如果马丁内斯还能从那里出来，有人将会是下一个。
然后马丁内斯尖叫起来，“啊啊啊啊啊！啊啊啊啊啊！住手！住手！啊啊啊啊！放过我！老天爷！拜托，住手！”
“哎呀，没那么疼的……”医生说。马丁内斯又尖叫了起来。一个护士冲进了检查室。一片死寂。我们只能看见那扇半开的门前的黑影。接着，一个护理员冲进了检查室。马丁内斯发出一阵抽噎声。他被推出来时，正躺在一副安了轮子的担架上。护士和护理员把他推过走廊，过了几扇推拉门。马丁内斯身上盖了一张布，但他没死，因为布没有盖到他脸上。
医生在检查室里又待了十分钟。然后，他拿着笔记夹板，出来了。
“杰弗森·威廉？”他问。没有回应。
“杰弗森·威廉在吗？”
没有回应。
“玛丽·布拉克松？”
没有回应。
“哈利·路易斯？”
“是，医生？”
“请起身……”
过程很缓慢。医生又见了五个人。然后，他出了检查室，到了前台停下，点了根烟，跟护士讲了十五分钟的话。他看上去像是个很有学问的人。他右脸上有一处老是抽搐，跳个不停，他的一头红发里夹杂着几丝灰色。他戴了眼镜，总是不停地把它摘下来、戴回去。又有个护士进来了，还给他带了杯咖啡。他抿了一口，然后一手拿着咖啡，另一只手开了推拉门，走了。
办公的护士从前台后出来，拿着我们的长白卡牌，依次叫了我们的名字。我们回答时，她把卡牌纷纷递回给了我们。“这病房今天已经下班了。如有需求，请您明日再来。您预约的时间正印在卡牌上。”
我低头看向我的卡牌。上面印着，上午8:3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