查尔斯·布考斯基：《火腿黑面包》
(Ham On Rye – Charles Bukowski – 中文翻译)
初中挺快就过去了。八年级左右，快到九年级时，我青春痘爆发了。不少男孩子都长了痘，但跟我不同。我的痘很严重。我是全镇里最严重的病例。我的脸上、背上、脖子上，全都长满了粉刺和疔疮，胸上也有一些。事发时，我正开始被人们认作一名硬汉与领袖。我仍然是硬汉，但感觉不一样了。我不得不销声匿迹。我从远方望着他人，像是看舞台剧一样。只不过，台上的是他们，而我是只身一人的观众。我向来泡不到妞，但一旦有了青春痘，泡妞就全成了无稽之谈。女孩子们离我比以往都离得更远了。她们中有些人是真的很美——她们的长裙、头发、眼睛、闲暇的站姿。只要能跟其中一个并肩走在路上，你懂的，随便谈谈天说说地的，我想那必定能令我心旷神怡。
还有，我身上依旧存留着那一丝东西，老是给我带来麻烦。大多数老师们不信任我，也不喜欢我，尤其是女老师们。我从不说出格的话，但他们声称，我的“态度”有问题。我弯腰驼背的坐姿有问题，还有就是我的“语气”。我常常被冠上“嘲讽”的罪名，尽管我对此一无所知。上课时，我经常被罚站在教室外的走廊里，否则就是被送到校长办公室。校长总是来那一套。他的办公室里有间电话亭。他命令我站在电话亭里，关着门。我曾在那电话亭里度过很多个小时。亭里唯一的读物，便是《女士家庭杂志》。这是故意折磨人的手段。反正，我还是读了《女士家庭杂志》。每新出来一期，我都读得上。我心里希望着能学到些关于女人的东西。
我毕业那会儿，准负了不下5000分的过失分，但那并无关紧要。他们想把我扫地出门。我站在礼堂外的长队里，人们一个个排着队，等着进场。我们每人都穿戴着廉价的毕业帽和礼服，早被一次次地转手给新一届的毕业班。我们听见每个人的名字，看着他们上台下台。他们还真把初中毕业搞成了一件天杀的大事。乐队演奏起了校歌：
啊，贾仕汀山，
啊，贾仕汀山
我们正直、真诚，
我们的心灵放声高歌
我们的天空，碧蓝而清澄……
我们排着队，每人都等着自己迈步上台的时刻。观众席里，正坐着我们的亲朋好友。
“我快要吐了，”有个男孩说道。
“咱不过是从一堆狗屎走向另一堆狗屎，”另一个男孩子说。女孩子们显得跟严肃庄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信任她们。她们似乎与那些错事化为一体了。她们似乎与学校共享同一首歌。
“这玩意儿真叫我丧气，”有个男孩子说。“我要是有根烟就好了。”
“来，给你……”
另一个男孩递给他一根烟。我们四五个人轮流抽起了烟。我吸了一口，从鼻孔呼了气。然后我看见科里·瓦戈纳走了进来。
“把烟掐了！”我说。“呆头儿来了！”
瓦戈纳径直走到我跟前。他穿着一身灰色运动装，包括那件棉外套，正如我第一次、以及之后每一次见他时一样。他站在我面前。
“听着，”他说，“你以为你出了这里，就逃得过我了，但你逃不过的！我要跟你一辈子。我要跟你跟到世界尽头，我一定会逮到你的！”
我只是默默瞟了他一眼，然后他走了。瓦戈纳的一小段毕业演讲，只令我被男孩子们更加重视。他们以为我准是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才使他这么气恼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瓦戈纳只不过是个单纯的疯子。
我们离礼堂门口越来越近。我们不仅能听见每个广播出来的名字、以及掌声，我们甚至看得到观众席。接着，轮到我了。
“亨利·其纳斯基，”校长对着麦克风说。我走上前。没有掌声。然后，观众席里某位心地善良的好人为我鼓了两三声的掌。
台上摆着几列座位，给毕业班的学生们坐。我们边坐边等。校长发表了他关于美国国内的机会与成功的演讲。然后，一切圆满结束。乐队演奏起了贾仕汀山的校歌。学生、家长、朋友们纷纷站起了身，融洽地交谈起来。我四处走着，寻找着。我的父母不在场。我再三确定此事。我四处走着，好好看了一眼。
没关系。一位硬汉是不需要这种东西的。我脱去陈旧的帽子、礼服，递给座位尽头的一人——看门的。他叠好了衣帽，准备下次使用。
我出了门。第一个出去的。但我又能去哪里？我口袋里有十一分钱。我走回了我的住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