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我记得起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什么东西下面待着。那东西是个桌子，我看见了一条桌子腿，看见了人的腿，还有坠下来的一截桌布。那下面是黑的，我喜欢在那儿待着。那准是在德国的事了。我当时准有一两岁大。是1922年的事。我在桌子下面待着，觉得挺好的。貌似没有人知道我在那里。阳光照在地毯上、照在人的腿上。我喜欢那阳光。人的腿就没什么意思，不像垂下来的桌布，不像桌腿，不像阳光。

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……然后，有一棵圣诞树。有蜡烛。有小鸟饰品：喙里衔着小浆果枝子的鸟。一颗星星。两个庞大的人，争吵着、嘶喊着。吃饭的人，老是有吃饭的人。我也吃。我的勺子是弯的，导致我必须用右手拿勺子吃饭。如果我用左手拿，勺子就从我嘴边弯开。但我想用左手拿勺子。

两个人：一个大块头的，卷发，大鼻子、大嘴，眉毛浓密；大块头总是一脸怒气，大喊大叫的；小个子比较安静，圆脸，更苍白些，长了双大眼睛。他们两个我都怕。时不时的还有第三个人，一个胖子，喜欢穿带蕾丝领的连衣裙。她戴了个大胸针，脸上长满了冒着小毛的疣子。“艾米莉”，他们管她叫。这些人在一起看上去不大幸福。艾米莉是我的祖母，是我父亲的母亲。我父亲名叫“亨利”。我母亲名叫“凯瑟琳”。我从来不叫他们的名字。我是“小亨利”。这些人大多数时候都讲德语，我一开始也讲。

我记得祖母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“我要把你们统统活埋！”她第一次说这话，是在我们正要开饭之前；日后她也常这么说，还是在我们正要开饭之前。吃饭好像是件重要事。我们吃土豆泥蘸肉酱，尤其是要在礼拜日吃。我们还吃烤牛肉、德式蒜肠和酸菜、青豌豆、大黄、胡萝卜、菠菜、四季豆、鸡肉、肉丸，还有意大利面，有时候拌着意式方饺吃；还有煮洋葱、芦笋，而且每个礼拜日都有草莓果糕，配香草冰淇凌。早饭，我们吃法式吐司配香肠，或者吃煎饼、或华夫饼，一面配着培根和炒蛋。而且总是有咖啡。但我记得最清楚的，莫过于那一顿顿的土豆泥蘸肉酱，还有我祖母，艾米莉，讲着，“我要把你们统统活埋！”

我们搬去美国后她常来看我们，搭着从帕萨迪纳到洛杉矶的红色电车。我们倒只是偶尔才去看她，开着一辆福特T型车。

我喜欢我祖母的房子。那是栋小房子，坐落在一簇垂着枝桠的花椒树下。艾米莉养的金丝雀全放在不同的笼子里。有一回探访，我记得最清楚。那天傍晚，她拿白布把笼子罩着，好让鸟睡觉。人们坐在椅子上讲话。那里有架钢琴，我坐在琴边，敲打着琴键、听着声音，而那些人正讲着话。我最喜欢钢琴一端的琴声，是几乎听不出声响的那端——琴键的声音就像相互撞击的冰渣。

“你能消停一会儿吗？”我父亲大声说。

“让小孩子弹他的琴吧，”我祖母说。母亲露出微笑。

“那孩子，”祖母说，“当时我想把他从摇篮里抱出来亲亲，他倒伸出手，一拳打在我鼻子上！”

他们又聊了一阵子，而我继续弹着琴。

“干嘛不给那玩意儿调个音？”父亲问道。然后他们告诉我说，我们要去看祖父。我的祖父和祖母不住在一起。他们说我祖父是个坏人，说他有口臭。

“他为什么有口臭？”

他们没回答。

“他为什么有口臭？”

“他喝酒。”

我们上了T型车，开车去见我祖父，李昂纳德。我们到了地方、停下车时，他就在家门口站着。他上了年纪，但他站得很直。他以前是位德国军官，一听说美国的路都是黄金铺的，就来了美国。结果却不然，他只好作了个建筑公司的老板。别人都没下车。祖父冲我扭了扭手指。有人开了车门，我就爬出来，往他那里走。他的头发是纯白的，他的胡子也是纯白的、很长，我走近时看得到他一双炯炯发亮的眼睛，像是蓝色的灯，注视着我。我离他一小段距离，停了下来。

“亨利，”他说，“你和我，我们俩认识。进屋里来吧。”

他伸出手。我走近他时，能闻到他嘴里的臭味。味道很冲，但他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人，所以我并不怕。我跟着他进了屋子。他带我到一把椅子旁边。

“请坐吧。能见到你，我很高兴。”

他进了另一个房间。然后他出来了，带着一个小锡盒子。

“给你的。打开看看。”

我捣鼓着盒盖，没法把盒子打开。

“给我，”他说，“让我看下。”

他松了盒盖，把盒子还给我。我打开盖子，里面是个勋章，是个德国十字勋章，打着绶带。

“啊，不用，”我说。“您留着吧。”

“归你了，”他说，“不过是个硅胶的小徽章罢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你该走了。他们要担心了。”

“好。再见。”

“再见，亨利。不，等等……”

我停下来。他伸出手指，掏着他裤子前面的一个小口袋，又用另一只手拽着一条长金链子。然后他递给我他的金怀表，就连着那条链子。

“谢谢您。祖父……”

他们在外面等着，于是我上了T型车，我们开走了。

在车上，他们谈天说地。他们总是在讲话，回祖母家时也讲了一路。他们很多事情都讲，但从来没讲到过我的祖父，哪怕一次。